宋才发发表：《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论文

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宋才发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文明形态是文明发展程度和文明成熟水平的标志。“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于中华文明的文明母体，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版本，是蕴含“中国特色”于其中的重大文明创造。2015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随后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重申“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现时代人类文明的体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现代化新成果。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孕育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

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超越现实的。中国这个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它已经接近乃至迈进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处于人类文明发展前沿高地和聚光灯下，在许多方面已经进入了人类前行的“无人区”，需要代表人类领衔“打个样”。现代化既是标识人类文明演进的核心概念，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驱动力，是人类发展的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一次重大转换。任何一个国家抑或民族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既要综合的、全面的考虑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又要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在既有的现代化类型中，“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两种最为典型的道路，前者是以资本为驱动的现代化，后者是以人为价值追求的现代化。近代以来，中国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执着的追求，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和特点的现代化发展方式。独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扬弃了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世界历史逻辑和宏观背景，反映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特征，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独特模式的本质特征，“文明共性”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过程中创造物质、制度、精神等成果的总称。体现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规制并锚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品质，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品质，又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人类文明本质上是由一定的社会形态代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助推的，文明终究是一个时代性的概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文明形态是以一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为支撑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状况。这里需要突出强调的是，由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而它不仅藴含着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而且意味着与既有的文明相区别。既然人们赞同并认定它是一种“新形态”，这就意味着它是一种比过去的文明形态更高、更好的形态，是对既有文明形态的辩证否定和历史性超越，代表着历史发展根本的、前进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和滋润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土壤，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就是承袭和延续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始终追求和传承的理念。现代化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人类”，意味着“这种超越性一定是人类高度的，凸显的是生成的普遍性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并示范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精神主动力量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塑造并示范了一种以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塑造并示范了一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值得自豪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的原创性成果，昭示中华民族不但能够创造出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而且能够创造出辉煌壮丽的现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初步形成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文明新形态，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标定了中国现代化新的时代方位、中华文明发展新的历史高度，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成就。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折射出人类文明新伦理

人和自然界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生命共同体，其能量在不同的物种之间相互碰撞、流动和传递。在人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中，大自然成为人类生存前提、现实基础和发展境遇，人类一方面承惠大自然的光辉与恩泽，另一方面又企图摆脱大自然的束缚，成为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最初形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考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人的生与自然的生是相互依存的。大自然在维系其自身生存的基础上，为人类提供生态承载能力，构成人类生产生活的生态空间，即《易传》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人类社会每一点看似不起眼的文明进步，都预示着人类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价值互补。全人类共同价值生发于不同文明形态开放、包容、交流、融合的世界历史新场域，是于世界文明演进大势中生成的原创性价值体系，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体系。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价值理念，开启了价值共识最具普遍性、包容性、交互性的和谐新境界，意味着尊重合理价值分歧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生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载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个方面要素环环相扣，蕴含着“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思想传统和当代中国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揭示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认知，对全人类共同美好生活未来的宏大谋划。新形态意味着文明新范式的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独特标识、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积累了丰富的优秀文化成果。新形态的“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范畴，是文明形态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统一。新时代文明新形态有其独特的结构，也正是这种独特的结构产生了独特的文明功能。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的逻辑依归，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价值引领，折射出新世纪新时代人类文明的新伦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孕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新型的中华文明，是党百年来奋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成就的深刻表征，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国家形象是社会文明形态的标志，人类文明新形态脱胎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涵盖和承载着连续性和超越性的有机统一，在继承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合理原则的基础上，依据时代发展要求有所继承、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提供了新样态。中国共产党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形象定位，包含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全面发展、承担相应全球责任、融合世界文化的中华文明发展新思想。因此，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并折射人类文明的新伦理。中国通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谐共生的理论与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贡献中国生态文明的智慧和力量。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芒照亮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巨大的转型，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次重大进步，凝结着现代文明的时代精华，彰显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属性和光明前景。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在现有文明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而且赋予世界文明以新的内涵，极大地升华和扩展了原有的世界文明。譬如，它成功地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创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温饱、实现强国富民的问题。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以其新的思想理念、新的价值规范、新的话语体系提升了当今世界文明的状态。全人类共同价值贯通个人、国家和世界的诸多层面，基本涵盖了世界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服务普遍目的的性质，“人类普遍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公共性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对社会文明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曾做过精辟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三个“从属于”，不只是对资本促进人类文明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当时世界文明基本格局的昭然若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通过反思批判近代思想家关于文明社会的各种观点，揭示了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演变的规律，从而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依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看，未来必将是文明战胜野蛮、较高文明战胜较低文明，趋向于较高的文明、先进的文明，人类文明的世界格局总是会趋向合理、平等，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产物，在内涵上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部分，其光芒照亮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代中国的发展既是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又以自身的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之所以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的维护者和积极行动者，就因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高度契合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从而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以实现人类千百年来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而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破除了各种迷雾、确立了人类社会未来正确的发展方向。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发展完善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现代文明”理念的阐释发展

马克思最初在《哲学的贫困》中使用了“现代文明”概念，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再次使用了“现代文明”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时期论及的“现代文明”，本来的涵义指的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同此之前的蒙昧、野蛮呈现出鲜明的对立状态，既有历史分期上的不同，又有价值规定上的不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罪恶，但当与此前社会的种种文明相比较时，他们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具有其巨大的进步性。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以明确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探究其本质。”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前提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人类共同合作的纽带和共享的基础。在诸如“类健康”“类安全”“类风险”以及“类危机”等重大问题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只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更是一种先进的和优越的生活模式，它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发展”，标定了人类全方位提升品质的生活状态，也为人类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坐标。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实现人的主体地位与实现现实社会发展目标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人的全面发展”是评判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必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引领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譬如，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和价值诉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全过程都需要坚持和体现公平正义，和平与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更是人类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一种实践方式，而利益合作的前提条件就是公平正义。如果人类共同的利益得不到客观公正的保障，利益合作将难以为继、和平与发展将会堕为空谈。公平正义是全球治理的前提和核心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下的全球治理在于其正义性的合理体现，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完整、合作非歧视、既得利益分配体现正义性、生态空间的正义维护诸多方面。公平正义具有空间的边界性，人类永远无法脱离空间而独立生存，人始终处于“空间”的限定范围内。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现代文明”理念的阐释、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继承发展，都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其思想共识的，以构建全球生态空间正义精神支柱为其根本任务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吸收了人类共同实践的诸多实践成果，是人类为共同应对未来生存与发展所提出的共同价值指引。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生存与发展的“地球村”，生态空间正义就是为了追求人类在“地球村”这一生态共有空间里实现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可能。因而需要明确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命运共同体，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新机遇、新起点。生态现代化的主体是人，前提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实现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共荣”的转变，才能使人的主体性上升到主体的自觉性的高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永续发展。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创新

“自由人联合体”是支撑《共产党宣言》理论大厦的核心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载体，深刻展示了这一原创思想的内生逻辑和发展理路。在“自由人联合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两个概念之间，既具有紧密联系又具有显著区别。“真正的共同体”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既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也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类共同体形式的预见和概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1845年的爱北斐特集会上，阐释了“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建构原则，认为“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会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例”，社会亟需用“真正的共同体”和“全新的秩序”，代替那行将解体的资产阶级旧秩序。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社会形态，实质上指的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真正的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在社会形态上是统一的，即实现人类理想的生活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真正的共同体”社会形式中关于“人的描述”的最显著特征。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最为本质的要求和最为关键的标志，就是实现每个人的“劳动自由。”关于“共产主义原则”是将来的原则这一点，他们认为完全可以从文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得到证明。恩格斯认为与资产阶级社会不同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遵循“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人与人之间利益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预见，只有当联合体中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联合体中的一切人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预见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社会理想，要求各个国家把真理的普遍性与各国的特殊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各具特色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跑，从最初的“跟上时代”到当下的“引领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人民接续奋斗、再攀新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最为深刻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达到的新的时代高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新时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同一个事物、同一个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存在于“五位一体”的系统布局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于“四个全面”的系统机制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创造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形态最根本的载体是社会形态，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引领和指导，就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重大创新。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治理失灵的重大难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价值。作为国家层面的治理和善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全球治理旨在以全球正义凝聚全球共识，通过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并形成全球合力，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风险，以实现维护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的新型全球治理方案，以利于从根本上矫正以美国为首的强权国家主权意识恶性膨胀，建立公平正义、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体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世界出现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的严重危机，人类社会再次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面对全球治理失灵的世界性难题以及“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思想，从而为构建美好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推行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它奉行“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人类社会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国家的发展，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集中体现为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自形成以来就是共同体的最重要的形式。因而国家的维度，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维度，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把人的存在和发展置于首要地位。但在其与国家并存的现时代，国家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和自身活动作用的主要对象，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基于国家共存的局面而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作用于有国界的国家公民，在主权国家的现时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国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直接主体。习近平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没有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遵循和实践，就难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尽管人、社会、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指向的对象，但是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要改变人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必须先构建和塑造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作为人类社会漫长进程中的主要载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重要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媒介。鉴于好的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大作用，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好的国家、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的根本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的秩序功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价值是一致的，因为秩序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前提、运转的根基。国内秩序与世界秩序具有深度的同构性，国内秩序可以延续到世界，世界秩序也可以推进到国内，国家的秩序基因存在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构提供了内在的根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和人类普遍交往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世界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根本实践路径和目标。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结合起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给参与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融入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建构需要的文明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是适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文明形态。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既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同向同行、相互证成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践的确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释放引领人类进步的价值贡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支撑

人类在脱离野蛮时代后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由于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时间条件和地理区位的不同，人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从根本上回答了新时代的重大时代课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推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21世纪的全方位构建。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一个既需要理论指引又能够产生新理论的时代，是一个既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又能够产生新的飞跃的时代。所以，习近平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奋力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践中形成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新思想，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创新思想。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过去人类文明成果的扬弃，更是坚持“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崭新创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为世界向何处去指明了新路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和人类共同体思想的新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支撑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且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支撑。人类文明新形态因其独特的生成条件，使其发展路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承载着引领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使命，彰显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重大理论价值在于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崭新路径；重大实践价值在于推动了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重大世界意义在于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落后的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反映和折射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要求，开辟和展示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在“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领悟共同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精神家园思想根基的深刻意义，形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有机凝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行稳致远的精神动力。

（二）永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定位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应如何实现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力、引领力和吸引力的崭新道路，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创造的重大文明成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始至终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国的痛苦和贫弱之上，这种残酷的、野蛮的文明发展方式和文明发展道路，不仅是不公正、不道德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人类文明再也不能按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了，“走和平发展之路”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科学结论。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传统思维定式，以缓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风险为己任，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顺应和推动世界历史更加合理、更加有序的向前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政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具体举措，也是实现各国共赢、多赢的一个生动例证。截止到2021年11月，中国已经与全球大部分国家和众多的国际组织签署了两百余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相关国家的交流和社会经济发展。文明演进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伟大进步，是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的“两大创造”。从理论根源和实践本质上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创新、发展与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反对零和博弈、弱肉强食，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合作平台；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推进解决地区冲突、消除贫困、两极分化、恐怖主义、毒品犯罪、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倡导全球治理观、全球安全观、生态观、文明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赋予中国智慧，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中国古代及近代以来的大同理想，《礼记·礼运》论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已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大同”思想的重要传统思想资源，“大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层面发出的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 它既隐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也隐含了重“和”的中国传统智慧，归根到底就是要促成“人在天人共同体中实现人的本性”。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守护人类共同的自然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彻底打破了价值独断论的狂妄和“中心—边缘”的线性思维，摆脱了“中心”与“边缘”的主观设定，在价值理念上树立了一种超越传统“中心”与“边缘”、“东方”与“西方”的主观认识框架，重构了一个“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和平变革之路。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开放包容心态引领全世界稳健发展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说过，“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历史水平的产物。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晶。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与特定的文明价值发生紧密的联系，每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都离不开人类价值为其前进方向提供指引，不同社会的发展必然具有不同的文明底色，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是社会发展水平高低必然反映。在历史中形成的、被社会群体所认可和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往往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的脱颖而出，不仅彻底宣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唯一的人类现代化道路“神话”的破灭，而且为人类文明演进和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鲜活例证和新的可能。中国式现代化为更好地促进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发展创造了崭新的范式，也为全世界破解以上关系问题提供了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和把握现代世界的科学方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人类文明向更完善、更高级、更先进的高度进化，中国实现了人类文明进化的质的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葆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中国风格，又以扬弃的态度科学对待世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进而铸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施行仁政”“为政以德”的治国理政观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 民本思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有利于在21世纪以更加开放包容心态引领全世界发展。共同价值的主体是全人类，不是少数国家，更不是某个国家。人类现时代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坚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价值共识和正能量。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契合各国人民期待，而且为人类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39]。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其整体性思维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前途命运，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国际关系发展的对抗性价值体系问题，而且在实践中引领世界上希望和平的力量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