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我与大风堂》印行
来源：时代艺术网 编辑：编辑部 时间：2020-12-09
导读：
编者按： 近日，一本由上海张大千研究会编的《汪毅：我与大风堂》印行。作者汪毅曾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出版有《张大千的世界（三卷）》《张善子的世界》等大风堂著述八种十册，提出了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等重要学术观点并作阐述，为中央电视台人物传记片
编者按：近日，一本由上海张大千研究会编的《汪毅：我与大风堂》印行。作者汪毅曾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出版有《张大千的世界（三卷）》《张善子的世界》等大风堂著述八种十册，提出了“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等重要学术观点并作阐述，为中央电视台人物传记片《百年巨匠——张大千》名誉顾问，被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誉为“（张）大千身后知己”和“（张）大千知己”。
该书记录了汪毅30年来走进大风堂的历程，旨在为大风堂存史和更好地传播大风堂艺术。对此书，上海名家艺术研究会会长曹公度先生感慨：“放眼红尘，结合研究对象作一系统总结，于当今研究学者中，可能只有尊驾一人而已。钦佩不已！”特将汪毅自序列于下，以飨读者。
成都某家火锅店推出了一句非常悦我的广告词：“一生只做这一锅”。它之所以在诸多同类广告词中脱颖而出，在于道出了经营者的执着、精心、倾情，让我的味蕾弥漫异香。
然而，较之“一生只做这一锅”，我似乎“见异思迁”和“铺张”了一些，即除了烹治大风堂“这一锅”之外，还烹治了安岳石刻艺术、安岳古代人物研究、方志四川、文学艺术这“四锅”（详见封二、封三）。这“四锅”虽不乏影响，但坦率地说似不及我烹治大风堂“这一锅”的发力之勤、耗时之多、用心之专、倾情之深、影响之大。
大风堂由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创立。我与大风堂，是从走进张大千开始的。1990年，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召开首届大千经贸文化节方案论证会，我代表市文联应邀参加。始料不及的是，我的建议意见竟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甚至还有点赞。倘若以此为我走进大风堂的标志，屈指算来烹治大风堂“这一锅”迄今已整整30年。继后，我出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这便注定了与大风堂的不解之缘，进而不断走进其深邃。
在30年的熬治中，我提出了“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大风堂与非遗”等重要学术观点，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成果，完善了大风堂组织体系，总论了大风堂近百年历程——“大风迎百年，光焰万丈长”，助推了大风堂一系列文化活动，这本书便是客观佐证。从其中的格局和传递的文化理想信息可见，我对于大风堂是学术研究与文化推动并举的，且大多在“八小时”之外。这注定了所为的不容易，当然亦超越了一般学者仅有的学术研究范畴，故既多一份感受，又多一份深深的遗憾。而这份遗憾，即两项有关张大千文化工程的功亏一篑，至今虽让我耿耿于怀，但却充满期待。
检索这份深深的遗憾，一是《张大千全集》策划，二是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发起和推动。其功亏一篑，岂止是一般意义的心血付之东流，简直不堪回首，甚至让我有欲哭无泪的体验（详见《汪毅还甲》自序）。
《张大千全集》项目的启动，堪称“一波三折”，时间断断续续长达十余年。该项目由我于1999年发起（详见图录“大千全集”和附录《张大千全集》编辑出版方案）。在做足文案和相应基础工作的前提下，2000年，应四川人民出版社邀请与张问渔先生赴（香）港台（湾）作“两岸三地”的联系工作（详见《台湾文化之旅》，汪毅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我们联系的对象，既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公藏机构（甚至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林柏亭副院长，台北历史博物馆黄光男馆长、黄永川副馆长对接），又有羲之堂、长流画廊等这样的文化传播机构（分别与陈筱君女士、黄承志先生交流），还有与台湾研究张大千的专家傅申、巴东先生等的讨论。
令人感动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不仅首肯此项文化工程，而且欣然应邀同意出任顾问。在香港，我们与高美庆女士进行了深度讨论。后来，因出版社人事变化，被告知“此项目搁浅”，让人哭笑不得。
2006年，此项目重新启动，即商台湾广达文教基金会出版。囿于种种原因，以搁浅告终。
2010年，此项目再次启动，由江西美术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当万事俱备只欠某“东风”时，结果竟是“东风不与汪郎便”而风向了利益。这让我震惊物质利益的诱惑和力量，竟可以使多年的交情之山坍塌，甚至可以使张大千先生的夙愿付之东流（大千先生生前梦寐以求出版全集。为致谢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七集《张大千画集》，他不仅赠画该馆，而且承诺创作媲美《庐山图》的《黄山图》）。如此功亏一篑，想必大千先生九泉之下亦将拂髯叹息，甚至为其人的举措而惴惴不安。为此，我特在本书中公布当年撰写的《张大千全集》方案，一是告慰大千先生的在天之灵，二是把这个方案的实施寄望于有志者和未来（2025年，便是大风堂创建一百周年）。
比照“《富春山居图》合璧展”，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建议（详见《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与本书图录和附录），是我于2011年5月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提出来的。国台办主要领导为之两次批示，并作为2012年两岸文化交流重点项目（国台办甚至协调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均表示支持）。
该书记录了汪毅30年来走进大风堂的历程，旨在为大风堂存史和更好地传播大风堂艺术。对此书，上海名家艺术研究会会长曹公度先生感慨：“放眼红尘，结合研究对象作一系统总结，于当今研究学者中，可能只有尊驾一人而已。钦佩不已！”特将汪毅自序列于下，以飨读者。
2010年，此项目再次启动，由江西美术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当万事俱备只欠某“东风”时，结果竟是“东风不与汪郎便”而风向了利益。这让我震惊物质利益的诱惑和力量，竟可以使多年的交情之山坍塌，甚至可以使张大千先生的夙愿付之东流（大千先生生前梦寐以求出版全集。为致谢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七集《张大千画集》，他不仅赠画该馆，而且承诺创作媲美《庐山图》的《黄山图》）。如此功亏一篑，想必大千先生九泉之下亦将拂髯叹息，甚至为其人的举措而惴惴不安。为此，我特在本书中公布当年撰写的《张大千全集》方案，一是告慰大千先生的在天之灵，二是把这个方案的实施寄望于有志者和未来（2025年，便是大风堂创建一百周年）。
2011年8月，四川省地方志代表团一行赴台交流，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率副院长冯明珠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待我们，并当面对我预先快递的建议拍板，以玉成此事（见图录）。回到成都，我代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草拟公文，将此交流事项报告省委对台领导小组并抄送相关单位。当我感慨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总裁刘长乐八年磨一剑促成了两岸“《富春山居图》合璧展”，而我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协调好两岸至为重要的关系时，没想到四川某文化单位的一道“肠梗阻”竟使这个两岸交流的重点文化项目冰雪消融。而这道“肠梗阻”，便是搁不下“面子”——其欲做却未能办到，故不惜手段谎称“已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展过”，以对付有关领导，致使“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付之东流。为此，我深感难舒长臂，没有刘长乐先生的通天本领，对如此的渎职只能无可奈何看“花落去”。我为我们的“面子工程”不寒而栗，甚至一哭！为此，我在本书中公布了曾发表的《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思考》文本。我坚信这个思考（建议）终究会成为现实，而这个长达万言的策划文本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本书系我30年来走进大风堂的一个回顾性总结，记录了我走进大风堂的历程，展示了我的学术格局与文化自信，传递了若干鲜为人知的信息，保存了这批有关大风堂的史料。
全书分图文两部分，意在相得益彰。图录为大千知己、工作剪影、五谒精舍、大风堂著述、著作影响、大风堂文章、主编书报、学术交流、两岸互动、名人战略、百年巨匠、铜像捐赠、张大千全集、大千敦煌、两岸珠联展、大风堂画派、文艺复兴、两馆图册、抗战美术、张善子墓、文本批示、与大风堂门人、门人信札（选）、与大风堂再传弟子（选）计24个单元；文字分辑录、附录，均由我著述或编辑。至于我曾编修或辑录的《大风堂编辑、收藏、捐赠作品文献一览》《张氏昆仲合著作品文献一览》《张善子及研究张善子作品文献一览》《宣传张大千著作一览》《国内外研究大风堂机构（社团）一览》《大风堂同门录（2006年修订本）》《大风堂同门录（1949—1983）》《大风堂再传弟子录》等史料，详见所著《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张大千张善子研究》附录。
大风堂代代赓续，截至2025年便是一百年，即拥有百年“中华老字号”殊荣，甚至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征。这在中国美术史上，特别是在画派建设上不同凡响，具有“金字招牌”意义。为此，我的大风堂这一“锅”还将继续熬治着，虽然熬浓郁它的难度越来越大，但其芬芳馥郁却是势不可挡的。是为自序。
责任编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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